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道主义视域

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这不仅表现在其早期著作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意义上的理解，还表现在其中晚期著作从“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角度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践生成。马克思对以往的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时代解读，并从实践层面加以超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对这种人道主义，马克思批判地加以发展。”[1]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更多地是从“价值观”层面来理解的。其实，马克思对“人”及其生成的论述贯穿于其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非人状况的深切同情，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2]（P41）

一、实践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契合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人道主义当然不同于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能动表达，是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哲学蕴涵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阐述，继而揭示了人道主义得以实现的实际条件，超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幻性。这个条件就是在消灭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为提高人的解放的程度而创造更好的客观基础，这个无限的过程也就是人道主义逐渐实现的过程。

首先，扬弃青年黑格尔派激情而空洞的人论，确立“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与现实的人道主义诉求，是马克思始终秉持的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辨致力于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特别是德国历史，而且富有改造社会的政治激情，但这种理解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P62）德国社会历史并未因此得到丝毫的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青年黑格尔派仍然从人类思想史而非社会生产生活史的角度审视德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则从实践层面颠倒了青年黑格尔派头足倒置的悖谬，致力于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命运，将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明确表述了这种历史观———“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P107—108）

我们从中不难看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一致，或曰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表现为人的发展，离开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很难得到高估的。马克思正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史的基础上把握人道主义的历史实践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从一定的角度看，就是人的不断发展和人道主义的不断实现的历史。”[2]（P42）马克思哲学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颠倒，并非呈现出“人学空场”，而是为人道主义的实践提供现实的可能，同时提升人道主义的价值内涵，生发其时代精神，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引向纵深的历史视域。

其次，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索人道主义的实现路径，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具有明确的人学指向，与实践唯物主义一致；这种指向也是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充分汲取其所处时代的科学成果，深刻把握了作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科学理性，将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在历史视域加以实践整合。这样，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就成为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科学，与以往的人道主义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说，马克思在实践唯物主义层面历史地继承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在精神，并为此赋予更为深远的内容。如果说以往的人道主义“主要解决人的现有世界如何达到人的应有世界的问题”，“把人作为最高价值并真正符合完美人性的世界”的话，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则“扬弃了以前人道主义的”非社会性、非历史性、非实践性和非科学性，[1]正是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的、科学的意义上，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成为其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秉持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实践人道主义批判，并指出“改变世界”的实践路径。

当然，对人道主义的直接论述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马克思的中晚期著作中，这种人道主义论述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事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现出来。资本的增殖“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5]（P101）使之遭受非人的境遇，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解读，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即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产品，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实现过程的拒斥，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了避免“资本的统治”代替“人的统治”的悖谬，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实践，解放全人类，砸碎旧世界束缚人们的锁链，继而赢得崭新的世界，真正解放自己，其在解放全人类之后解放自己的历史逻辑所呈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以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扬弃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人道的社会状况，使人道主义从空想走向现实，是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价值内涵。在马克思之前，历史上进步的人道主义者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缺失人道主义精神的批判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始终脱离生活实际，即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实验，这种实验也因为缺乏创造历史的进步阶级的支撑而沦为失败。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其对全人类解放以及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理想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来完成，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不言而喻。“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6]（P776）之所以能够不“在黑暗中摸索”，在于马克思哲学使人道主义思想具有社会历史内容，同时使社会生产生活过程自觉地呈现出人道主义精神，“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内在一致，总是表现为对所处时代的历史事实的实践把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统一，同样反映在《资本论》等中晚期著作中，只是后来的他为了与抽象的人道主义者加以区别而扬弃了人道主义的形式，而将人道主义的内容融入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批判中。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在意蕴正在于使人走出“资本的统治”的时代，在赢得自由时间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个性自由，这种对人类本真状态的珍视正是扬弃异化的自然主义的价值所在，而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关于“尘世生活”的彼岸的现实构想乃是一致的。

二、现实的个人：实践人道主义的主体

纵观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点，将其划分为在思维方式上具有明显差异的两个时期，通常将其称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转变。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特征在于以实践唯物主义扬弃了以往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是通过以“现实的个人”扬弃纯粹思辨的“人”的过程来实现的。可以说，“现实的个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承担者，或曰是实践人道主义的主体。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穆勒评注”、“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审视逐渐清晰起来，与“笔记本Ⅰ”中关于人的问题的应然论述已有较为明确的差别。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和哲学问题的尚未完成的手稿，而且马克思此后的关注点发生转换，所以，我们通常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标志。正是在与恩格斯合撰的这部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思考应该“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P73、67）

在这里，马克思从其理论出发点的角度表现出对“现实的个人”的生命与存在的充分尊重，关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以之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体现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人道主义精神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别于以往的哲学家对人道主义的抽象思辨。他第一次把人道主义根植于物质生产的沃土之中，从而使对现实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成为历史的、辩证的而非玄虚的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理想，正是对人道主义的实践阐述。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落脚点，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称为实践人道主义，这不仅在于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出发，与以往哲学家从纯粹的思辨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具有本质的差异；还因为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实的个人”乃是对于“偶然的个人”或“孤立的个人”的实践扬弃，其目的在于发展成为“有个性的个人”。这种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具体表现为漫长的生成过程，即不固守现成或曰停止于暂时完成的状态。因此，恩格斯将人理解为未完成的存在，这是符合马克思对人的实践规定的。

对马克思中晚期著作的时代解读，能够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马克思对人与其异化的论述仍是《资本论》未予省略的层面。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做兴趣点的转变意义上的学科审视的话，可见马克思从法学而入哲学，从哲学而入政治经济学，继而专注历史学与人类学，马克思之博学毋庸置疑，其兴趣点的转变也并非无缘由的。对于法学的疑惑使其致力于从哲学角度把握法学的内在逻辑。当他看到哲学批判在社会现实面前乏力的时候，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让他捕捉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力量，而这恰恰能化解他在对摩塞尔河地区的经济状态进行价值谴责的过程中感到无力的境遇，而做出现实的扭转，随后长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他论述的着力点。晚年的他则致力于钻研欧洲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探索共产主义实现的其它可能。审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不难看到其兴趣点的转变都是为了完成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论证，即价值诉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价值诉求恰恰表现为对“现实的个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践履，之所以说在马克思的中晚期著作中可以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质，在于其早期著作更多地是纲要地勾勒了价值诉求的基本内容，主要论述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其中浸透的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践求索更现实也更有历史感。这种现实性或日历史感是通过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分析完成的，使实践人道主义得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的运用”。[6]（P633）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哲学不仅出发于“现实的个人”的吃喝住穿，而且在目的上落脚于“现实的个人”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社会生产生活正是“现实的个人”所生活的世界，他们在其中结成社会关系，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践扬弃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全面完善必须通过“现实的个人”完成，即“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人道主义的主体。正是在对实践人道主义的主体何以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的论述中，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那就是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三、自由个性、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对实践人道主义的主体———“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主要是从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的角度展开的。应该说，“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中“新人”的一种设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已升华为一个主要的主体价值尺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论述，与历史上同一主张的论者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与理想社会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甚至视为同一个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与整个社会成员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一致的：“个性因而是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同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殊活动为中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7]（P357）马克思对历史上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做出深刻批判，无产阶级参加了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的成果却由资产阶级享用，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自由仅仅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而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过程中只是为自己生产了赤贫，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为此，马克思提出以人的解放代替政治解放，而人的解放的根本意蕴在于解放全人类，扬弃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换言之，人类解放、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处于同一历史进程。

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论述反映了上述历史过程，这种论述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的实践批判，浸润着实践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从工人的劳动时间入手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流程中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包括两个方面：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为工人换取工资；后者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与工人相比，资本家可以在更多的方面发展自己，他们相对来说是自由的，工人在深重的劳动过后，只有感到疲惫和困苦，没有充分发展其自由个性的时间，因此，必须摧毁资本的统治，开拓人与入之间平等交往的时代，即工人争得工资是远远不够的，“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4]（P480）这种全面性关乎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全部。

工人赢得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发挥各种能力，是自由个性或“个性解放”得以实现的前提。马克思提倡符合社会发展的个人的自由，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包括思维的能力”，而社会应当“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6]（P330、644）当然，人的全面发展是受社会发展水平限制的，“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是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象他的生活的任何其它表现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6]（P295—296）

为此，一方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活条件和生产效率；一方面要改善生产关系，扬弃不合理的资本的统治，为人们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历史上看，“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他们“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而不是“只隶属于某一生产部门”，“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3]（P243）在这种思路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关于“新人”的价值理想的综合体，这种价值理想正是人道主义的根本内容。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展开缜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种批判的客观性并不妨害其明显的价值悬设，这种价值悬设无疑是实践人道主义。这样，当西方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加以严苛的科学哲学层面的证伪的同时，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内涵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仍然是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武器”，而“武器的批判”正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时代精神。可以说，马克思在中晚期著作中以个性自由、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实质，而这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诉求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运动”中得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生产生活过程，这样的个人并非“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审视社会与从现实的社会出发审视“活生生的个人”乃是一致的。马克思素来反对从抽象的社会或抽象的人出发看待人与社会的问题，其哲学境界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于同一历史过程，使全人类的价值体现为每个现实的个人的价值。实践人道主义概括了上述内容，它是马克思对以往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其蕴含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庆祥.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人学[J].学习与探索，2005，（6）.

[2]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郑百灵